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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敬文东:也谈八十年代的诗歌精神

时间:2019-09-17     作者:敬文东   阅读


在20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中国的发轫、起始无疑是“朦胧诗”——一个在诞生时带有普遍恶意的称谓,现在则成了功成名就的代名词。集中在这个名词之下的人,早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不容冒犯的神祇,端坐在自造的神殿中,接受诗歌尘世各路膜拜者的参拜。的确,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一群勇敢、叛逆、身份卑微的年轻人,正在酝酿、谋划和筹备一场地下诗歌美学运动,他们似乎从未想到自己未来的神祗地位。但在野诗歌美学激起的风暴是有目共睹的,甚至远远超出了它的炮制者们最大胆的预期:在野诗歌美学迅速席卷了文学艺术的各个角落,它提倡的“人性的世界”、“普遍的人道主义”,则成为刚刚复苏的中国文学的标志性口号,成功地为已经奄奄一息的中国文学输入了血液、钙质和必须的微量元素。


实际上,在八十年代的起始处,在野诗歌美学(或朦胧诗)面对的敌手既强大又不堪一击。仰仗国家主义美学撑腰,《诗刊》和《星星》上老牌得视线模糊、听力衰退的诗歌作品颐指气使,盛气凌人,以为自己必将赢得这场袖珍美学战役,就像它们曾经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一样,却万万没有想到,被八十年代所框架的更年轻的一代人纷纷站在在野诗歌美学那一边,而更具期待视野的八十年代文学则选择朦胧诗作为自己效法的对象。这个简单的事实有足够的理由宣布:国家主义诗歌美学的崩溃指日可待。实际上,它所占据的令人炫目的要塞很快就成为笑话,以致于让老牌的、曾经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国家主义诗人昨天刚写完张牙舞爪的《一月的哀思》,今天就偷偷摸摸把在野美学所认可的意象和句法搬进自己的诗中。尽管国家主义美学和在野美学杂交而成的混血儿类似一个丑闻、一个可笑而滑稽的怪胎,却无疑是朦胧诗大获全胜的一个绝佳证明。国家主义诗人在跨美学的写作婚姻中,竟然宣布“杂交优势”的生物学定律失效,实在称得上他们的重大贡献,代表了八十年代诗歌精神的一个新动向。至于这种性状的混血儿也能在一场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国家诗歌评奖运动中屡获大奖,也只能证明国家主义美学和它钦定的诗人在苦苦坚守自己不断被攻破的城池——至少国家主义诗歌美学还认可它从前根本不愿待见的怪胎或“毒草”。


朦胧诗修改了一代人的美学趣味,更新了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并在被压迫中奇迹般地打垮了它的压迫者。这都是值得讴歌的事情,能理所当然地成为今天的诗歌神祗们骄傲和怀念的光荣历史。但朦胧诗的先天不足却是根本就无法更改的事实。朦胧诗那一代人“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以革命话语为核心的国家主义美学是他们最主要的生存环境,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能有限度地突破它、反叛它,却无法不先天地打上它的烙印。国家主义美学所要求的音质、构词法、句式以及情绪,无一不成为朦胧诗人的梦魇,无一不是朦胧诗人的诗歌遗传密码。在朦胧诗人从前门将那些玩意踢出去之后,那些被抛弃者却满脸坏笑地从后门大张旗鼓地进入到朦胧诗中,以致于让北岛二十多年后竟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们这一辈诗人的最大任务之一就是要清除革命话语带来的影响。北岛的清醒和可贵正在这里:他一定在多年后读出了《回答》中暗含的在党旗面前宣誓的那种语调、情绪、音质和神态。北岛的清醒是不是一个诗歌神祗的清醒?不清楚。但朦胧诗和朦胧诗人的命运无疑向我们显示了一条很隐秘的真理:在更多的时候,所谓脱胎换骨、再造金身不过是一个无法抵达也无从抵达的乌托邦;也向我们再一次展示了吴承恩的精辟洞见:善变如孙悟空者,也有一条无法被遮掩的尾巴,而这条尾巴遭遇到的尴尬并不仅仅出于吴承恩在叙事学上的考虑。


在八十年代,文学中国因朦胧诗和在野诗歌美学的胜利修改了整整一代人美学头脑,也为更激进的诗人——即所谓第三代诗人——提供了打击的对象。更年轻的一代人很快找到了朦胧诗的七寸,他们因此有理由脱离长兄的阴影,去开拓自己的领地。是第三代诗歌而不朦胧诗构成了八十年代诗歌精神的命脉:朦胧诗有武昌首义之功,第三代诗歌却建立了一个病象环生的民国,只是诗歌总统的位置有人觊觎却无人能够真正端坐其上。二十多年后,当我们抛开第三代诗人自以为是和诗歌表演的成分,更为自由、活泼的诗歌意志,更强调诗之为诗的态度,更为疏远国家主义诗歌美学的决绝姿态,恰好是第三代诗歌构成八十年代诗歌精神核心的主要标志。就这样,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人在表面的相互对立中,共同为八十年代的中国诗歌提供了鲜活的血液;他们在相互敌视中,令人欣慰地提升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水平。毫无疑问,八十年代是一个年轻的时代。诗歌年轻,诗人年轻,连诗歌空间中的柳树都不愿独自老去。当我们回顾八十年代的诗歌精神时,年轻是一个必须要加以重视和考量的东西。年轻意味着不成熟,意味着幼稚,当然也意味着尚处于未来的发展状态。今天的人没有任何理由过高估计八十年代的诗歌精神和诗歌成就,尽管它确实已经被人过高地估计了。


怀旧似乎越来越成为当下生活的显著性状之一。但事情的吊诡之处刚好在于:只有成功者或自以为成功者才有怀旧的资格。同样的心理状态和心理诉求进入公共空间的方式不一样,机会也压根儿不均等。这是社会学应该详加研究的课题。不久前,朦胧诗人在香港弄了一出声势浩大的怀旧运动,据说在忆峥嵘往事时,有些人对自己在往事中的排名次序太靠后很是不满——记忆和记忆在干仗,同一个美学阵营中的怀旧样态在互相轻视;而更早一些时候,第三代诗人在黄山弄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怀旧运动,并追认了一些当年被忽略的同伙,类似于追认革命烈士和共产党员。好一派大碗喝酒、大砣称金的兄弟情景!其乐融融的状态同香港刚好形成不小的反差。但两处怀旧的结果是一致的:向历史撒娇,对自己溜须拍马,宣布自己是诗歌前辈或神祗,拥有指导诗歌后进的资格与把握诗歌潜艇行进方向的特权——导师和舰长是两伙人共同追求的爵位。至于内部如何再度分赃,那也是将爵位抢过来之后的事情,目前还没有听到更为确切的消息,因此先按下不表。


我们什么时候放下了对自己光荣历史的迷恋态度,我们也许才有资格和条件谈论八十年代的诗歌精神。


2010年4月22日,北京魏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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