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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马克:那些逝去的吉光片羽 (散文)

时间:2019-11-28     作者:马克   阅读



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生活在北方农村的一个少年,在上学读书和放学割草、干农活儿之余,于我来讲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手捧一张报纸副刊,陶醉于那些小说、散文和诗歌的字里行间。


我们村(也叫生产大队),订有《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和《邯郸日报》,照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订有党报。当时,文学艺术历经十几年寒冬的萧条,刚刚迎来一个百花盛开的春天。这些报纸副刊版面上经常不断地有小说、散文和诗歌作品问世。扑面而来的这些文艺作品,让年少的我心潮澎湃,也滋养着我年幼的心灵,让我寻找着生活的真、善、美。《邯郸日报》是对开4版的地区级小报,报纸的副刊名叫“丛台”,当然版面不大。但是,每期“丛台”副刊上的文艺作品却十分吸引我,记得当时经常在副刊版面上出现一个叫“孙桂贞”的名字,这个名字下面的每首诗歌都不长,读起来浅显易懂,这个诗歌作者就是若干年之后,活跃在诗坛上的著名女诗人“伊蕾”。她是从天津市来河北省邯郸地区武安县一家钢铁厂工作的知青,这一时期的《邯郸日报》“丛台”副刊上刊发了她的不少诗作。每当读到副刊上的这些文艺作品,内心深处便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记得1976年自己开始练笔,有意识地写文艺作品。我的第一个所谓的小说习作就是写在1976年4月号《红旗》杂志封三、封四上的。题目至今还记得叫《钟声》,是关于阶级斗争的题材,大意是地主阶级分子破坏农业生产之类的内容。1977年开始,写了不少诗歌,好像大部分是歌颂英明领袖的。1980年曾经尝试着写长诗《毛泽东之歌》,洋洋洒洒,一二百行,如今看来当然是很稚嫩的习作。


《河北日报》的文艺副刊叫“布谷”,这个名字让自己感到很亲切。因为每当初夏来临,走在田间地头,经常能听到布谷鸟清脆的叫声“布谷——布谷——”当时,在农村历经冬春时节生活上的困顿,粮食少得可怜,平时不是红薯干面当主食,就是高粱面当主食,布谷鸟来了,就意味着麦收季节即将到来,就意味着不久就有馒头吃了。这于我来讲,当然是一件天大的幸福事情。初一见到“布谷”副刊,版面上浓郁的乡土气息,让我更是欣喜若狂。特别是田间、刘章等名家的诗歌,更是让我爱不释手。当然,版面上不少小说、散文更是深深吸引着我。记得副刊上连载的丛维熙的《第十个弹孔》《大墙下的白玉兰》、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等,让我对小说又痴迷了起来。


那时,正值高考时代。1980年夏天参加高考成绩已经超出提档线五六分,但是成绩下来后,体检、填报志愿时,报了几个“高、大、上”的志愿,结果落选了。老师说,你的数学考了21分,复习一年把数学成绩提高一下,明年再参加高考肯定就没有问题了。接下来,在复习备战第二年高考的日子里,《人民日报》的“大地”文艺副刊又深深地吸引了我。“大地”副刊上的小说、散文和诗歌都写得引人入胜,有时版面上一篇又一篇的名家佳作更是让我目不暇接。在县一中读书备战高考时,校园里设置有阅报栏。阅报栏里玻璃板后面的《中国青年报》是自己最喜欢的报纸之一。该报“绿地”副刊上的“青年习作”专栏最让我惦记。有时站在阅报栏前久久不肯离去,被一篇小说所吸引时,经常是反反复复看上几遍。


在复习备战高考的日子里,常常让报纸副刊搞得分心走神,不能踏踏实实地坐下来完成功课。记得,那时借住在县城父亲所在的单位乡镇企业局。局长姓潘,原来在县文教局当局长,也算是个文化人。我常常怀着一种忐忑的心情去潘局长家借当天的报纸来看,潘局长见我每天晚上总是去他家里借报纸看,不但没有反感,反而挺热情。这样一来,我就看了不少报纸的副刊文章。其中最让我喜欢的是《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了,有时整版的小说或报告文学让我常常陷入故事情节之中。就是“晨光短笛”栏目的散文诗,也让我爱不释手,给报纸写稿的念头常常从我的脑海里蹦出来。记得当时的《中国乡镇企业报》也有副刊,时常也刊发一些让自己喜欢的诗歌。1982年深秋,参军入伍来到北京之后,还曾经想给这家报纸副刊写稿子。当然,这时更多的报纸副刊呈现在我面前了。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长期沉迷于报纸副刊,让我神不知鬼不觉地给报纸副刊写起稿子来了。我虽然从1976年开始练笔有意识地写文艺作品,但是我发表在报纸上的第一篇稿子,是1982年6月一篇一二百字的湖南幸运赛车稿,不过还是刊发在了《邯郸日报》的“教育园地”专刊上。一年之后的1983年,在军营里写的一章散文诗则是刊发在了《首都公安》的副刊上。当时,发稿编辑是一位戴着眼镜的大个子年轻编辑,这就是后来写了不少公安文学作品的全国公安文联领导张策老师。之后,自己真的把报纸副刊当作了一方舞台,不断地把创作的文学作品搬到这方舞台上。于是,在偌大的北京城,我把一首首诗歌、一篇篇散文,甚至是小说及歌词,相继刊发在军内外许多报纸的副刊上,当然还有不少主旋律作品刊发在《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上,甚至还有作品刊发在香港《文汇报》的“文艺天地”副刊上。可以说,近四十年来自己的这点业余爱好,是报纸副刊给足了我信心,让我的思想与情感走得更远,能够抵达更辽阔的远方。



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几十年来,在给报纸副刊投稿的同时,我与这些报纸副刊结下了很深的友谊。有的报纸还安排自己在副刊实习,从编稿、校稿,以及从出报纸的整个流程中学到了不少知识,什么头条、字体、字号、刊头字、刊头画、尾花、栏目等等,开阔了视野。20世纪80年代,我有幸在《北京法制报》副刊负责人朱小平先生手下实习一年。当时,报纸在右安门外东庄,就是北京南站西边。我每天从北郊的军营出发,先是在一个叫辛店村的地方挤上358路公交车,再倒几次公交车,真是穿过北京城才来到位于南城的报社上班。朱小平先生学识渊博,擅长写古体诗词和文史随笔,虽然年纪三十出头,但造诣不小,颇有大家风范。20世纪90年代初,刘绍棠先生曾在给他的诗集作的序中写道:“未结识朱小平同志之前,我已经读过他发表在报刊上的诗词。我不必过高评价,至少我写不了那么好。认识他之后,知道他年不过三旬,越发感到难能可贵。”朱小平先生当年胡须甚盛,虽然也常修面,但是美髯公的形象依在,他的办公桌玻璃板下有张头像速写,旁边题曰:“一根胡须一分智慧”。记得,他当年与首都书画大家往来密切,范曾、萧劳、大康、周怀民、刘炳森、傅杰、欧阳中石、魏传统、舒同等人皆为他主持的副刊题刊头字或作刊头画,不少大家的作品,经由我画版式、跑印厂,将一幅幅名家字画印在报纸副刊的版面上。那时,印刷行业还没有激光照排技术,印刷厂出报纸时都是由印刷厂的老师傅将刊头字铸成锌版。《北京法制报》是在位于王府井的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出报。印刷厂的老师傅个个敬业,服务热情。有时三校之后,一旦发现还有差错想改动一下,也很配合支持。当年,在经济日报印刷厂印报纸时,还赶上了中国出版印刷从铅与火到光与电的转变。激光照排印刷技术首先是从这家印刷厂开始推广的。那时,有不少报纸也在这个印刷厂印刷出报。记得《中国电子报》《北京广播电视报》等同仁,常常与自己一起在这个印刷厂的车间里忙碌。其中,一家报纸常来干活的同志后来成了颇有名气的书法家。激光照排技术应用之后,刊头字、刊头画都做成了胶片。20世纪80年代后期,朱小平先生和一帮湖南幸运赛车界同仁在阜外马神庙办了一份《中国城乡开发报》,他又把我从部队借来在“红杏”副刊上干了大半年。那时,这份报纸的领导分别是从中宣部、中国记协等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晋绥老报人郁文、江涛,分管副刊的副总编辑是从《解放军报》副刊退休的麦辛先生。麦辛先生是广东人,在京多年,乡音不改,平常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可惜后来这份报纸因为种种原因停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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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民族文学》汉文版2019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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