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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作家的声音为何不惧时间直抵未来?

时间:2020-01-01     作者:何言宏 | 文学报   阅读


十六位1970年代作家

他们的声音为何不惧时间直抵未来?



每当一个整数年来临,最扎心的表述莫过于“最老的XX后已经X岁了”。虽然在这个多元的文学时代里,作家并不认同自己被以代际划分,他们用写作的实践突破着代际的命名。但也有观点认为,所有人都脱离不了自己身处的时代,代际的划分是一代人区别与上一代人的迹象,展现了时代对作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是有效的。


今天夜读,小编找到评论家何言宏的一组“70后读札”,他从具体的文本切入,结合自己的阅读感受,以横截面的方式呈现了生于1970年代作家的创作形态。从这种“微观”的剖析中,我们看到一代作家如何被时代所影响,又如何以写作对这个与世界对话,从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刊于文学报2012年)


向死而在的村庄

鲁敏《离歌》


鲁迅以还,一直到后来的余华与阎连科等人,现代以来的中国作家不乏书写死亡的大师,死亡书写也屡有佳作。而在女性作家中,有此胆略的,则是王安忆(例如她的《天仙配》)。现在,鲁敏也加入到死亡书写的队伍,写出了这篇阴森可怖的《离歌》。


不过《离歌》虽恐怖,却未达到“至极”。作品中的“三爷”,还有那个“彭老人”,虽然一个打小以来就专事丧葬并以此为生,另一个则“倾心死亡”,郑重——然而也是不无惶惑地——等待和筹备着自己的死。鲁敏以上世纪三十年代作家——类似沈从文的笔法和语调,书写了她的“东坝”两位老人的故事。像是沈从文一样,鲁敏也突出了这两位老人对“职务”的忠诚。他们在“职务”上生,在“职务”上死,显示出一种沉着、勇敢的生命姿态,这样的姿态,因此也让不无恐怖的这篇小说充满了光明。向死而在,鲁敏触及的是一个多么“哲学”的主题,这样的主题,因为她的独特处理而让我们非常充分地领略到了人性的光辉和人性的尊严。


语感、情怀和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魏微《乡村、穷亲戚和爱情》


我之爱读魏微的小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的语感。《乡村、穷亲戚和爱情》是魏微的一篇代表性作品,某种意义上,我甚至将它看成是整个“70后”作家的代表作。在这篇作品中,魏微以她一贯的语感,以她的善良、诚恳与朴素,为我们讲了一个哀痛的故事。这个故事让我们哀痛,一方面是因为乡村的穷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作品中的“我”。


乡村的穷困浩大无边。在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在繁华无比的假象之外瞩目于贫穷,书写贫穷,真的是让人十分尊敬。


但是我说这篇作品是整个“70后”作家的代表作,则是因为其中的“我”。毫无疑问,“我”有来路,也有血脉,“我”甚至在对这些来路与血脉一度嫌弃后重又产生了强烈的认同,而作为这种认同的象征,就是“我”对陈平子的虚幻与唐突的“爱情”。与以往一样,这段“爱情”很必然地无果而终。我们发现,无论是对“土地”,对“乡村”,还是对“穷亲戚”,甚或是对自己的“爱情”,“我”都未能建立起足够切实与深入的关系,这是不是“70后”作家同样也存在的精神问题呢?在此意义上,真的也令人哀痛。


女性写作的公共承担

金仁顺《松树镇》


前几年在关于王安忆和魏微的文字中,我曾讨论过她们的写作与时代和历史的关系问题,希望她们能对历史有所介入,并对时代性的公共问题有所承担。但是在后来,我逐渐感觉到,对于一个女性来说,这样的要求过于苛严,也似乎有点错位。实际上,我更愿意从女性作家的作品中读到更多的诗意和更多的优雅。但在后来的诸如迟子建和葛水平等人的小说、郑小琼和蓝蓝等人的诗歌中,我却不断地读到我们这个时代广大民众的令人震惊的残酷生存,而金仁顺的《松树镇》,则仍然是致力于此。


《松树镇》中的人物主要有两批:一是来此拍片的“我们”;二是“松树镇人”。这两批人物的生存方式和精神性格很突出地有所不同,但也构成了明显的对照。正是在这种对照中,“松树镇人”的近乎黑暗的生存才被我们所认识。他们不甘于自己的命运,不甘心像作品中所讲述的左拉见到的那匹老马,在黑暗中劳苦终生,迫切地向往着外面的世界。不过金仁顺所关注的,更多的是女性。在她笔下的女性中,我们很容易为孙甜的命运而慨叹和感动,但那个“老板娘”,则应该引起我们同样的注意与关切,正是她们,构成了形形色色无数的“松树镇”中女性命运的两种典型和代表。金仁顺的关怀与她的承担,更加突出的,还是在女性。如果说,女性写作还应该有着公共承担,那这样的承担,才似乎显得更加适切。


若是恶咒有此灵验……

阿乙《杨村的一则咒语》


阿乙的小说好评如潮。在我读来,阿乙的叙事如此之轻,如此之细致、尖锐,直击人性,充满了反讽。汉语小说在他这里,似乎出现了新的意味。但具体地又有什么意味,一下子我又难得要领。


轻的叙述,并不一定就没有暴力———故事的暴力,与叙事的暴力。阿乙毕竟做过警察,叙事之中,他对故事发展的线索、走向、场面、情态以及事物与人心的细微之处,多有“警觉”,表达得异常妥帖,一些语词的使用因为语境的压力而产生奇妙的变化,简直是妙不可言,比如作品开头煞有介事的“证据有二”、“两个问题”和钟永连的“下了判决”等说法,这些司法语言的运用效果奇特。


阿乙叙事的暴力还表现在作品中咒语的萌生和后来的应验,分明靠的是叙事暴力,阿乙控制了故事的情节,“决定”了两个“儿子”的命运……但是在实际上,最终决定了两位“儿子”的命运的,却并不是阿乙。自从钟永连和吴海英作出恶咒,我们作为一个在人性深处仍然有恶的读者,实际上就在暗含期待地阅读下去———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阿乙的咒语激发、揭示和反讽了我们的人性———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的咒语在任何一位“儿子”身上应验,但是结果,正如我们所读到的,罪恶令人发指地使得这个咒语终于得到了应验……


成长的匆促与伤痛

路内《阿弟,你慢慢跑》


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乡村度过的,而且是随着孤单的外婆,父母在外工作,所以对成长于城镇与都市,或者是成长于繁杂的家庭人际环境中的少年,一直都非常好奇。路内的小说可作种种解读,但我还是想很简单地把它看作一部都市成长小说———因为这最牵挂我心。


小说中的阿弟吴双峰成长于我国典型的大都市上海,而且是在一个关系“齐全”的家庭环境中。阿弟的诸如六脚趾、吊眼梢、平脚底、翘嘴唇等先天的缺陷,使得他在家庭内部和在学校与社会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自小开始,阿弟就在精神和身体上饱受伤害,未曾受到应有的尊重,这正如小说所言———“阿弟的童年时代是在一片悲惨中度过的……”所以,他在十二岁的时候,就很无奈地发出这样的心声:“姐姐,我认命了,随便吧。”我们不知道在此之前,在一个多有缺陷的少年十二岁之前的成长之中,他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辛酸?又经受了怎样的创伤?自此之后,“认命”了的阿弟仍在其旧地“畸形”成长,酗酒、早恋、疯狂健身……一直到他近乎无能地走上社会。路内沉着、细致,不厌其烦地书写了阿弟异常艰难的成长过程。那么繁杂、那么匆促,一个非常无辜的婴孩,就被塑造成了一个问题少年!


阿弟的成长经历了很多,但我非常惊讶地发现,他并没有经历过爱,更没有尊严。唯一算是爱他的,给他尊严的,就是四川女孩卢勤勤。但他错失了她。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外婆,想起她所给我的人生之中最为尊贵的东西———而这,却是阿弟所令人心痛地缺乏的。


为什么要传奇?

盛可以《1937年的留声机》


关于中日战争,甚至是更加具体的“南京大屠杀”,这些年的中国文学包括电影和电视作品多有表现,以至于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题材热点。我所供职的校园,就是“南京大屠杀”时的“国际保护区”,我所居住的南京外秦淮河以西一直到并不很远的长江沿岸,是屠杀实施的主要区域,这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有关电影中都有反映。所以在实际上,我时常会感到,我与当年的亡灵其实很近,那场战争和那场屠杀,时常都会“前来找我”,唤醒和强化着我的历史记忆。也正因为如此,我对关于中日战争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作品特别注意,读了很多,但是说实话,很多我都并不满意。


读了盛可以的《1937年的留声机》,耳边与心头,时常会响起作品中的《雨夜花》这一歌曲,飘渺、感伤,有一种死亡的气息。非常明显,作品对战争作了诗意的处理。受辱的“我”和救护了“我”并且冒险对我精心看护的日本军官麻生之间所发生的故事,自然是在从人性的角度在控诉战争,这样的控诉自然有意义,也很永恒,但不知如何,我总觉得这样的故事过于传奇,难以切近战争的真相。因为在实际上,战争、屠杀、施暴,以及其中令人发指的种种罪恶,同样也是人性的恶性表现。对于这些,仅仅靠传奇,显然难有深刻的反思。所以说,对于战争,我更愿看到的,是直面惨酷并由这惨酷深入下去的更有力的书写,而不只是传奇!


令人窒息的生命景象

田耳《坐摇椅的男人》


《坐摇椅的男人》,最让我佩服的,是它的极端克制与从容的叙事节奏,它的沉着、细致与绵密,以及这样的叙事所营造出来的生命气息,这样的气息所充分显示的,则又是一种无比衰朽与荒废的生存景象,田耳出色的叙事才能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经历了一段令人窒息的生命历程。


小说之中“坐摇椅的男人”实际上有两位:一位是晓雯的父亲老梁,另一位则是小丁。自小开始,小丁便对晓雯一家特别是对老梁十分好奇,随着后来的逐步了解,经过对老梁的愤怒与不满和他对晓雯一家的实质性加入,一直到最后对老梁的模仿,令人震惊地揭示出了晓雯母女所受到的男权的侵害。某种意义上,这篇小说实际上是对男权主义的控诉。当然在小说中,男性对女性的侵害不仅表现为作品所主要书写的老梁所具有并为小丁所“克隆”的生活方式,还表现为小丁和晓雯幼年时代就曾开始的性别游戏——这些表现告诉我们,女性所受的性别压迫与性别侵害实际上存在于人生的各个阶段,并且体现为形形色色的不同方式,晓雯母亲的改嫁和出走所反抗的,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种。


我不知道这样的解读是否是一种过度阐释?


坚持“根本”的写作

葛亮《泥人尹》


葛亮生长于南京,现在香港的高等学府供职,按理说,应该比较前卫、时尚、商业、文艺,但他的小说,却又显得非常传统。在我所阅读的这批“70后作家”的作品中,葛亮最中规矩,最为本分,无论是在作品题旨、人物塑造和结构营建,还是在情节安排、场面书写和叙事语言等方面,都在坚持着某种根本性的东西。我认为这种不玩噱头、没有花哨的写作反而会显示出葛亮的周正大气,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它的难度可能要更大,更加需要非常扎实的修养与功力。


和他的《阿霞》等名作一样,葛亮的《泥人尹》又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泥人尹”的精神性格我们很容易从作品中了解,我注意的,是其命运与历史的关联。文学写作肯定不同于历史,在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在对美的丰富表现、在对形而上问题的深刻思考,甚至是在对语言魅力的展现和对语言的可能性的探索等方面,文学肯定有超越历史的地方,但是作为历史存在的人,文学的表现却不能忽略这一个方面。本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文学常识,也是文学的根本之一,但是在很多“70后作家”中,葛亮对此却非常自觉,因其可贵,所以我很想特别地多说几句。


残酷生存中的少年梦

徐则臣《伞兵与卖油郎》


我一直以为,对于红五星、八角帽及军装、军裤、军用皮带的迷恋肯定终结于我们红小兵一代,随着19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上面的这些曾经具有超凡魅力的事物已经被其他取代,所以读了徐则臣的小说,我确实感到有点吃惊。徐则臣的年龄要小我许多,我没想到他的少年记忆居然还与我类似。如果没有切身的记忆,我想他很难写出范小兵这样的对于伞兵的迷恋。


范小兵的少年梦想不同于一般的从军愿望,而是要做伞兵,这样的愿望因此便有了一种飞翔的诗意。对他来说,现实中的生存太过残酷、太多屈辱。作为一位退伍军人,父亲老范的光荣是建立在残废—一种男人所特有的残废,与屈辱——的基础上的,母亲的与人私奔也因此端,因此可以想见,范小兵一家的生活到底会有怎样的不堪,所以说,我们毋宁可以将小兵的梦想看成是对生存的逃避与超越。


为灵魂开课

朱山坡《灵魂课》


这一阵很集中地阅读“70后后作家”的一批作品,发现了一个也许偶然的现象,同时也很吃惊不小,那就是其中不少都写到了坟墓,还有死亡。有些作品,真的是不适宜在晚间阅读的——比如朱山坡的这篇《灵魂课》。这个现象如果能得到更多作品的验证,比较普遍的话,倒真的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其中一定会包含着这一代作家的非常独特的精神隐秘。


读《灵魂课》,备受惊吓倒是其次,最最重要的,是感到了愤怒,好多年前,我曾读过同样作为广西作家的鬼子所写的《瓦城上空的麦田》,也曾产生过如此愤怒的情绪,这就是进入城市的子女由于对金钱的追逐而丧尽天良,对于父母在精神与肉体上施暴与虐待。我想每一位读者在读到阙小安在“财富广场”非常暴力地拖拉母亲时,都会感到令人发指的愤怒。这些年来,很多作家都在以自己不同的方式来关注时代,关注人心,给灵魂“开课”,朱山坡的这篇小说也属于此。《灵魂课》的内涵之深厚、关怀之深切、构思之独到以及叙述之成熟与精妙自不待言,也获得了不少人的好评,但我又会想,我们这个时代的“灵魂课”除了我们珍贵的传统道德资源和文学永恒的人性基点,是否还可以有其他更加有效的内容,否则的话,人心之恶肆虐无期,不知何世才是尽头?


发烧状态的生活

张楚《蜂房》


不担心有植入广告的嫌疑,《蜂房》开始所提及的那家富丽华大酒店,我其实也非常熟悉,这也是引起我对这篇小说阅读兴趣的一个小小因素。《蜂房》所写的,实际上是一种发烧状态的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中,事物显得亢奋急促,略有夸张与变形。张楚准确地叙述了一个“发烧友”眼中的一个相当“发烧”的人物。作品中的“老四”,从其言语行为及其自我叙述来看,明显具有轻度的精神障碍,颇不着调与靠谱,他对“老三”生活的强行进入,充分显示出生活的无可奈何和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方面,深厚的同窗情谊,又使叙事人以非常充分的理解、包容和自我解嘲的态度来对待或忍受着“老四”,充满着温暖与善意。作品的叙事角度、叙事口吻和叙事节奏把握得非常之好,特别是自始至终穿插出现的蜂群异象,以及“老四”面对蜂群的情态,更是有效地烘托与渲染了人们与生活的发烧感。


生活荒诞,甚至是匪夷所思,但其中有那么深的情谊和那么多的温暖与善意——即使是在“老四”坚持离婚的妻子那里,我们也能体会到这些。小说的叙述相当老到,技艺高超且无比娴熟,特别是对“老四”夫妻的生活,留给了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


时代的道德考量

张惠雯《垂老别》


《垂老别》所表达的,是一个基本的道德主题。我生长在农村,知道忤逆不孝非为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但是在《垂老别》中,王老汉的两个儿子对赡养义务的推托,却主要出于利益的算计,这就具有了时代性的内容。作为一位身在国外的“70后”女性作家,张惠雯所关切的,仍然是一个非常中国、非常乡土的道德主题,这让我非常尊敬。


不过,更让我尊敬和叹服,而且也感到非常新异的是,《垂老别》的叙事也非常“老套”。整个小说都是在我们对王老汉安置结局的牵挂之中缓慢推进,叙事方式——无论是叙事语言还是人物的形象修辞——也都极其“老套”,并无新意,但是其效果却非常强烈。正是在作品异常缓慢的叙事节奏和我们对故事结局的关切之中,一种强烈的道德义愤被不断激发。依靠张力的艺术,这一篇小说非常有力地表达自己的道德主题。


生命的悲剧意识

张学东《跪乳时期的羊》


虽然在张学东的小说中,问世较早的成名作《跪乳时期的羊》不太被人经常提起,但我认为,相对于其后来的作品,这篇小说的生命力也许会更加强大和更加久远。当我们谈到“生命”,谈到诸如存在主义所经常说到的“生命的悲剧意识”的时候,我们所说的“生命”,往往只是指我们“人”的生命,其中的人类中心意识非常明显。


而《跪乳时期的羊》,则将上述主题无限拓展,提升到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生命的思考。这篇作品虽然写到了自然,写到了羊,也渲染了“人畜共居”的温馨与美好,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非常廉价的“生态小说”。在作品的整个叙事进程中,处处弥漫和埋伏着凶险与不祥,人与动物间表面的和谐之下,充满了血腥。作家没有简单化和时尚化地倡导什么“动物权利”和“生态意识”,而是有对动物处境的真实揭示,充满了悲悯。——在我们人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之间,实际上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悲剧性关系,这样的揭示,使得作品无比深刻,也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永恒的疼痛。


时间的赦免与馈赠

付秀莹《爱情到处流传》


付秀莹的《爱情到处流传》以其较为缓慢和抒情的叙事节奏,以其回叙式的笔调和童年视角,带领我们进入了“芳村”这样一个处于华北平原的乡土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农人们对生死与人伦都有他们独特的价值观念,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样的世界中,在外教书的“父亲”、在家务农的“母亲”,还有孀居的“四婶子”之间发生了在当时年少的“我”看来匪夷所思的情感故事。


小说中的爱情故事已年代久远,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初的创痛与伤害也不复深巨。在付秀莹的笔下,时光已经赦免了一切,它所留给当事人和作为读者的我们的,更多的却是启示——是关于爱与伤痛甚至生命与人伦的深刻的启示,某种意义上,这正是时光给我们的恩惠!


我们怎样叙述父亲?

李浩《镜子里的父亲》


“父亲”形象在中外文学史上经常出现,是很多作家热衷塑造的人物,而《镜子里的父亲》却以先锋小说的叙述方式初步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较为复杂的父亲形象。在李浩的叙述中,“父亲”显得无用、失败,形象模糊,暧昧莫明,这也是作家选择以镜子的视角叙述“父亲”的主要原因——“所以我选择了镜子。我喜欢镜子,镜子,放置在侧面。我用镜子对准父亲,并且不止一枚:这样,我就有了多个父亲,有了不同的侧面——镜子使父亲从单一中解脱出来,成为复数,获得形象的繁殖。”不过,虽然如此,李浩笔下的“父亲”形象还是有一点相当明确,那就是他的孤独。“父亲”的孤独感是李浩集中书写的主要内容。


我能感觉到,李浩对“父亲”的叙述遇到了困难。这种困难除了“父亲”本身的模糊与复杂,其实还与作家本人的判断力、思想力或精神立场有关。如果叙述者本身的价值立场比较模糊,那他的叙述对象——不要说是对“父亲”,可能对于大多数的叙述对象都是如此的形象也会显得模糊。


还挺哲学的!

戴来《茄子》


技术方面,《茄子》堪称完美,如此简约和精细的叙述却搞进了那么多的男女人物和那么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而且一下子满足了那么多人窥视的欲望——这其中既有小说中的人物老孙、小龙父子,也有戴来,还有作为读者的我们。应该承认,我们都不那么高尚,都有难以根除的窥视的欲望。那么这样一来,擅写窥视的戴来在《茄子》中,在又很成功地展示了一番她的叙事才能的同时,更有意义的,是和我们一起对窥视这种社会性的精神心理现象做了一番小小的思考,所以说,《茄子》不仅有趣,还挺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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