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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抗击疫情铭文,是文学的责任

时间:2020-02-20     作者:张堂会   阅读

灾害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与灾害抗争是人类必须面对的一个永恒考验,因此,灾害也理所当然成了文学表达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主题。


中华大地上流传的许多神话都与灾害相关,“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夸父逐日”反映了远古先民与灾害抗争的顽强斗志。《诗经》就有了对地震的形象描写,“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唐代白居易的《大水》描写了大水摧毁城池,给百姓带来巨大灾难;宋代苏舜钦的《吴越大旱》描写了严重的旱灾引发大面积的瘟疫,死人无数;清代易翰鼎的《大雨雹》描写了咸丰六年的冰雹之灾……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这样的文字不绝如缕。


赞美激情,也需要冷静的审思


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中,更是留存了一次次疫情笼罩下文学的激情表达。那些文字所诉求的正是文学与社会现实、文明进程的紧密相连和心气相通。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文学也应投身于这场惊心动魄的战役,为战胜疫情投注一份文学的力量。中国作协所属单位和各地作协发出倡议,号召文学工作者展开抗疫主题文学创作,记录国人众志成城抗击疫情,记录那些奋战在一线的工作者的动人事迹和无畏精神,用优秀的文学作品来激励人心、鼓舞士气。


我们欣喜地看到文学工作者纷纷拿起手中的笔,用不同的形式来记录与书写这场“战役”,创作出诗歌、散文、小小说和非虚构文学作品等大量文学作品,如陈先义的《致敬钟南山》、黄亚洲的《我只能让我的心,跟随你们去武汉》、冯光辉的《这个季节》、王学芯的《站在高楼窗口》、冯亦同的《战瘟神》、刘仁前的《最美的声音在春风里响起》等等,表现出文学工作者的情怀与担当。目前,在各种媒体平台发表的抗疫文学作品多达数十万,特别是诗歌创作出现了井喷现象,这股创作热潮还会随着疫情的持续而延续一段时间。


我们赞美这种创作的激情,我们更需要对抗疫文学进行冷静的审视与思考:如何认识这种特殊时期的文学创作现象,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些抗疫主题的文学作品,怎样创作更多的文学精品?毕竟,这样的审思会比激情更耐得住时间的检视、更有益于文学的发展。


不同于常态文学的独特品格和理论特征


抗疫文学属于一种突发形态的灾害文学。面对这场全国人民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战斗,抗疫文学集中书写了这场战役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因此,这种伴随着突发疫情而催生的文学具有非常时期的共性,和以往写于“非典”、汶川地震、南方雪灾情形之下的灾害文学属于同一个家族,有着不同于常态文学的独特品格和理论特征。


首先,在写作题材上,抗疫文学聚焦当下现实疫情,集中讲述抗击疫情的中国故事。“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发表重要讲话,号召文学创作要贴近实际,把握时代脉搏、反映社会现实。“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广大文学工作者立足当下抗疫的严峻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描写抗疫战线的感人事迹,描绘出一幅幅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壮丽画卷。钟南山、李兰娟、张定宇、李文亮、张文宏,勇敢逆行的医务人员……这些感动亿万中国人的人物,不断出现在无数诗人的笔下,各种温暖赞美的语句纷纷涌来,表达人们对这些英雄的致敬。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同题材甚至同题目的作品,原因有多种。


一是创作者情动于衷有感而发的需要。面对突发的大疫大难,人们有太多的情感要倾诉,太多的理解与感悟要抒发,太多的悲伤与痛苦要抚慰,文学便成为人们宣泄的工具之一,以至于大多数创作者根本无暇顾及题材的取舍及作品的命名问题。


二是受题材决定论的影响,一些创作者认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具有重大影响的灾害事件,在题材上必然要优先于那些无关痛痒的生活琐事,题材的等级序列预先决定了文学作品的价值。在这种创作心理的支配下,一些作者就可能忽视日常生活中的小灾小难,偏爱表现重大的灾害,之前的唐山大地震、“非典”、汶川地震、2008年南方雪灾时,也都是如此。


三是大多数作者并没有机会亲临灾害现场,大多是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间接地获取疫情的有关信息,对那些反复报道与渲染的信息就会不约而同地格外关注,创作时难免会出现“撞车”现象。比如,很多诗歌都赞美了钟南山、李兰娟、张定宇等英雄人物,所写的内容几乎差不多,给人的感觉类似于电视湖南幸运赛车画面的聚焦与定格。


为什么偏爱塑造英雄


抗疫文学为什么偏爱塑造英雄?


一是现实生活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抗疫防疫英雄,在病毒肆虐之际,他们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奔赴一线,他们的英雄事迹令人激动感佩。对此,作家在写作时只是如实地记录下来,自然地形成于笔端。二是受古代神话救灾英雄原型的影响。远古先民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创造了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等抗击灾害的英雄神话,表现了人与灾害顽强斗争的精神。大禹、后羿、女娲、夸父这些神话英雄原型积淀在民族文化的深处,历朝历代一些大的天灾中都呼唤这样的英雄出现,抗疫文学对塑造英雄人物的偏爱中显然有古代文化基因的烙印。


其次,抗疫文学具有特殊的文化功能。抗疫文学高扬现实主义精神,以抵抗的姿态积极介入当下生活,除了具有文学的审美功能之外,还具有凝聚人心、记录历史、反思灾难、进行心灵抚慰与救赎等文化功能。


一些人对抗疫文学的评价不是太高,因为他们过多地从审美功能来考量抗疫文学的价值,看不到抗疫文学宣泄疏导悲伤、压抑情绪的积极作用,对抗疫文学的审美治疗与救赎功能存在认识盲点。


比如,有些人对此次疫情引发的诗潮感到惊讶和不理解,对抗疫诗歌的艺术性颇有微词并喋喋不休。严峻的疫情牵动着所有人的心,人们心中的感动、悲悯、痛苦、愤怒等感情被大大地激发起来,许多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情不自禁拿起笔写下自己疫情中的感受。其中不乏“草根”诗人,他们之前可能根本就没写过诗,也没想过要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促发他们写作的就是内心情感的驱动,而诗歌这一体裁短小精悍,能够及时反映现实生活,是文学体裁中最适宜抒情言志的载体,于是在各种媒体的强势推动下,掀起了一股“抗疫诗潮”。


把文学的疗救功能凸显出来


这些诗歌,本质上是中华民族集体情绪的仪式化表达,宣泄了一种发自民间的群体心理情感。人们借助这些诗歌的写作和阅读,传播爱心和坚强,抚慰内心的伤痛,情感得以移情和升华。


军旅诗人王久辛的诗作《这些高尚的人——写给解放军奔赴武汉抗新冠肺炎的战友》,是此次“抗疫诗潮”中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在诗中,他以独特的视角、敏锐的诗思、深沉的情感,讴歌了在抗击疫情前方的战友。“我写诗,一贯是为感动而写。在动笔之前,我一直琢磨着他们身上极其珍贵、极其稀缺的东西,特别闪光。这种闪光,在平时是看不见的,他们就是平常的人,但是在大灾大难面前就展现出来了。诗歌是精神的稀有元素。我首先是自己感动了,然后才写了这首诗。”


武汉诗人罗秋红认为:“精神的力量是无限的,写诗的过程,是对内心抑郁的一种救赎。”龚锦明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写诗对重大灾难没什么(救援)作用,但它是支持我们的精神力量。”因此,对于疫情中的武汉诗人来说,写诗就成为支撑他们的精神力量,诗歌成为一种审美的救赎。罗秋红的《一只蝙蝠跑进客厅》、龚锦明的《急需品》、余修霞的《像一首诗,蜷缩在武汉封闭的怀中》、熊曼的《声音从这座城市消失了》,这一首首诗歌陪伴诗人度过焦虑恐慌的日子,在与他人的朗读分享中获得些许的温暖。


叶舒宪教授从人类学视野出发探究文学的治疗功能,认为文学的发生同以治疗为目的的巫医致幻术有潜在的关联。文学的原初功能不在于审美功能、教育功能或认识功能,而是治疗功能。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之后,文学内在的精神治疗功能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和遮蔽了。而抗疫文学揭破了这层遮蔽,把文学的疗救功能凸显出来。


用文学书写疫情,抵抗遗忘


“吃一堑,长一智”,反思功能是抗疫文学的应有之义。


面对这次疫情,很多文学作品通过以蝙蝠为书写对象,来警示人类要对自然保持敬畏,关爱保护野生动物,摈弃不良的生活习俗,避免灾害的重演或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所带来的损伤。2003年,“非典”时期的果子狸就给我们上了沉重的一课,而当下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小小的蝙蝠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从文化记忆的角度看,作为一种即时性的见证文学,抗疫文学还具有记录历史、抵抗遗忘的功能。灾害文学的记忆功能,远优于冰冷的历史档案与枯燥的数据材料,保留着无比丰富的历史细节。试想我们经历了多少大灾大难,但留下来可供后人反思凭吊的东西有多少。因此,抗疫文学特别是一些非虚构的书信、日记、深度调查等所记录下来的点点滴滴,那些防护服下坚定的眼神、隔离的小区、封闭的道路、悲壮的逆行、呼号的哭泣,可以让我们重温苦难深重的灾难现场,时刻提醒并刺痛我们麻木的神经。


诗人谷禾认为,诗人面对突发的公共事件,自然会以诗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考。“诗不仅是风花雪月,面对公共生活,有责任去介入和指证,这也是诗之为诗的存在价值。”作家陈启文曾说过:“对于一场罕见的巨大的灾难,我们真的需要一种诚实的记录,我甚至希望,我写下的每一个汉字都能够成为灾难的铭文,甚至成为一部关于灾难的形象史。这是我无可逃避的责任。”用文学书写疫情,抵抗遗忘,为人类面对灾害时备足一份精神食粮,不要让这种民族苦难重现,这是每个作家都无可逃避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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