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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路内:小说家的自我修养

时间:2020-02-28     作者:张玉瑶   阅读


因为疫情的关系,作家路内这段时间和其他人一样,自我隔离在上海家中,一日三餐需要自己下厨解决——他开玩笑说,不慎暴露了自己十几年来所隐瞒的会做饭的事实。漫长的假期里,他本打算写一些中短篇小说,结果发现一个字也写不成,时间都花在网上,每天看湖南幸运赛车看到天亮,看“好消息和坏消息”,看“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救国”。


年前,路内最新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雾行者》,时间跨度从1998年到2008年,在对这十年间重大事件只言片语的提及中,重新点亮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其中,没有错过2003年的非典。17年后,路内对这场发起新一轮攻击的病毒疫情投以巨大的湖南幸运赛车式热情,但他冷静地表示,将其以文学的形式全景式地写出来几乎不可能,况且,“面临一场灾难首先想到写作素材,也不大好,道德上有点瑕疵”。比起写点什么,他选择在家重读鲁迅,“眼下这种情况,感觉读鲁迅还能平静些”。


与湖南幸运赛车不同,路内的确很少写近距离的现实。他的成名作《少年巴比伦》写于2008年,讲述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戴城青年技工路小路为代表的一代年轻人的爱、梦与迷茫;《雾行者》写于2019年,故事则落笔于世纪之交,一群生长在工业中国底色上的江湖儿女所穿不透的重重雾障。故事讲述的时间和讲述故事的时间,如两条平行却一先一后的河流,沿着各自的轨迹和流速,流入虚构之海。


如其所名,小说中的每个人仿佛都像在雾中穿行,两位主人公周劭和端木云及他们所际遇的上百个人物,游踪如梦中的断片,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既呼应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大地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也标识着一代人的探寻和流离,或按照路内的解释,所谓雾,在精神层面上,指向人对自我、他人以及外部世界的难以辨清和难以把握。仅从写作技术和修辞来看,如他所言,这个意象“实在有点老套”,然而他有意识选择这样一种“陈词滥调”,似乎更想将其与某一种浸透时间后的人生经验勾连起来:“我已经兜兜转转四十多年,回望过去,很多朋友都消失了,不是分道扬镳,而是志趣相同却走散了。这本书面临的读者,如果是很年轻的人,不一定能理解。”就像小说中周劭的那个譬喻:“很多人,就像火车开进隧道,但并没有出来,你去隧道追问,发现那里空空荡荡。”


好在路内穿过了隧道,那些他在漫长时间里见到的无数“面容相似的混不出模样的年轻人”,纷纷在小说所伸展开的人山人海里浮现出了面孔。写到最后半年,路内的眼睛都出了问题,他有飞蚊症,眼前总有几个黑点飘来飘去,有的像芝麻,有的像逗号。有时他会“表情怪异”地凝视它们,那一刻,他突然觉得,小说里的人物也这样,凝视着某个远方,实际上依然被眼前那些只有自己才能看到的“黑点”所困扰——改变了小说调性的,是小说自身,也是他自己。


要写就用“很大的方式”写


如果以人生经历来观照中国作家,路内算是极富裕的那一类,他曾做过各种各样的职业:钳工、电工、操作工、营业员、会计、电脑设计、播音员、广告、公关……而这些经验,在他日后渐渐拉长的文学生涯里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被投射进了书写。


《雾行者》也有着过去经验的影子——两位主人公周劭和端木云是台资公司的仓库管理员,半年一轮换,全国各地跑,孤身一人守着偌大的仓库,这也是路内本人于1998年短暂从事过的职业。那时的他年轻也穷,公司出钱让他去外地住几个月,感觉很开心。“就是这么一个机会,让我见识到了最初一代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还有南方的风土。回到家以后,我就此变成了一个‘见多识广’的人,连川菜都会做几个。这些故事从来没有写过,渐渐地它就变成了回忆。”二十多年前的回忆放在那里,像一个巨大而杂糅的素材库,时间过去久了,很难再用纯然的现实主义手法去再现,路内也不愿意去做一个简单的经验复述。他决定,要么就不写了,要么就用一个“很大的方式”去写,写完后再也不去碰触这份记忆。


最终完成的小说,果然呈现为一个“很大的方式”,不仅是47万字的篇幅,也不仅是跨越十年、绵延十几个省的时间空间维度,更指向文本内在的某种复杂性。小说在仓管员这一特殊职业一连串险象环生的奇遇之上,融进了包括现实、梦境、寓言、小说素材、文学批评等在内的迥异风格,打破物理时间与现实空间,故事与故事之间以错格拼图的方式交叉推进,是一场滂沱的文体实验,也可以说是一部通俗意义上“好看”的小说。责编张诗扬前后将这本书读了二十多遍,但觉得对于这本书到底讲述了什么依旧难以把握,以致总有新的发现,她打比方说,李安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主人公在海底看到一个很复杂的图案,去看细节又会看到另外一层图案,这部小说就像那个图案,可以无穷地探究下去。


构筑这个长篇的“用料”也很大。张诗扬直言,这是一部“奢侈”的小说。书中嵌套着大量的故事,每一个拿出来都有成为一个不错的中短篇小说的潜质——譬如前年路内参加“匿名作家计划”时提交的《巨猿》就是其中一个,此外还有更多——这些对作家来说是非常珍贵的素材库,但路内大量而奢侈地一次性用掉了,有的只化约成一个段落乃至一句话。然而从另一个方面说,奢侈也是慷慨,作家创造了一个故事的博物馆,令穿行其中的读者,如穿行在一场酣畅变奏的暴风雨中。


写“文青”算不算迎难而上


《雾行者》不仅是江湖儿女的故事,也是文学青年的故事。周劭和端木云都曾是文学青年,参加大学文学社,和另一些同道者谈论文学,在毕业后的散漫时间里,见到了更多浪迹江湖的文学青年,他们各自或一起经历了文学梦一点点无声碎裂、稀释甚至消失,或者回光返照的瞬间。文学在小说中构成另一条现实之外的线索,这使得文本具有了一种形而上的浪漫气息,但同时也令它受到争议。


这部分源自近年来“文青”在当代话语中的被鄙视。路内提到,小说诞生之初就经历了一轮误解,有人说,路内又在写傻瓜文艺青年。文学青年常被人说“矫情”,这是个有些负面的词,但路内说,矫情是什么大错呢?“2016年我坐在北京的小饭馆里,听到邻座的小孩谈两个亿的投资项目,那种语气,激进、自信,好像是另一种价值观从天而降。我想这里面并没有对错可言吧,要是觉得文青是矫情的,那两个亿是不是矫情?”


小说中的这些文学青年,最终有各种不同的人生走向,有的淡出,有的转行,有的功成名就,有的半途而废却心有眷恋,有的依然在挣扎,尽管知道前路通向漆黑的大海……他们从事各行各业,持续过或长或短的梦,但共同点是鲜有获得成功者。应和着腰封上那句显眼的发问“你曾是文学青年,后来发生了什么”,在现实中幻灭,似乎是多数文学青年的宿命。那些年轻时做过文学梦的人,念此难免戚戚:如果既知如此,文学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


比笔下多数人物命运好一些,对位小说时间的这十年,路内自己从一个四处游走交朋友的文学青年,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他正好是在1998年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在2008年出了第一本书,“从一个口袋空空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在上海拥有两室两厅的人”。但他依然想为那些混不出模样的文学青年正名,鲜有成功是现实,但文学并不是成功学,失败也没什么可伤痛的。对这些人物,他有反讽,但也抱以更多的同情,在他看来,他们所谈论的不只是文学观,也是一个世界观,尽管可能是幼稚的、不入流的甚至胡乱拼凑的,也常常处于自我否定当中,但那依然是与现实世界对接的一种方式。就像小说最后一章,也是端木云以第一人称写的长篇小说《人山人海》中,记录了形形色色的文学青年,甚至一些看起来相当底层的小人物,身上也都闪耀着一重文学性的光彩,拥有迷人的感知天赋,尽管并不从事文学。路内说,他希望读者也是其中一个。


小说结尾处,一群文艺青年沿着318国道去西藏,看到一座座八千米以上的高峰。尽管路内借人物之口标注这是“文艺青年的烂俗之地”,但依然被人说结尾在西藏,“烂俗”。“那就没办法了,我总不能求着别人细读文本。小说结尾的意义,我只能这么解释:他们发现喜马拉雅这些山峰的名字,都只是音译,事实上喜马拉雅和喜、雅这些汉字没半毛钱关系,所有的真实意义都隐藏在读音之下,而那样的山峰有几千座。你要认识他们(几千个人,几千部小说),就得一个一个重新去学习,去记住。”


与“烂俗”相对,路内说,其实“陈词滥调”确乎是小说的一个隐蔽的主题。书中端木云就曾和几个朋友专门讨论过文学中有哪些陈词滥调,譬如月亮、在路上、深渊等等。就全书而言,“西藏”也是,“文青”也是。之所以在小说中呈现陈词滥调,路内说,不是去反对它们,而是通过重塑让它们产生自反的意义,所以,“明知文青这个词已经烂大街了,我还要去写他们,不知道算不算迎难而上”。


光写《慈悲》这样的没啥长进


为了查证叙述中的漏洞,张诗扬曾专门做了一个详细的时间轴,把书中所有倒叙、插叙,不同视角的讲述、回忆按照线性时间整理出来,不同层次用不同颜色标注,一片斑斓色彩密密麻麻,可见结构之复杂。她说自己光看都要看晕了,但令她惊讶的是,对照这个表,路内的叙述几乎没有任何错漏。偶尔有几处自以为是bug(漏洞),去找路内对证,最后发现都是她自己弄错了。


“更惊人的是,这本书是没有提纲的。”张诗扬说,“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个文本看到足够久,会非常相信这书绝对不可能有提纲,因为它本身是一个诗性的节奏,提纲是很机械化的东西,会打散诗意”。事实上,路内的所有写作都是没有提纲的,仅仅是记忆力就堪称强悍。跟路内提及,他不甚在意,说这只是一种写作习惯,没啥值得夸耀的,“要是直线讲这个故事,反而讲不清。这么写确实挺耗费时间,也耗费记忆力,但全部注意力投入进去以后就会自动清晰起来。”


路内的上一部小说《慈悲》出版于四年前,极简主义的白描写法,在当年收获了一片赞美之声。《雾行者》走向另一个繁复驳杂的极端,但这样的文本在技术性的考察上反而更容易陷入争议,路内笑称“被各种骂看不下去”,“留给了庸俗技术派很多槽点”。但这回,他显然是有意去违抗自我重复的陈词滥调,“我一再被各界提醒,以后写写《慈悲》这样的小说就行了,好读,好评,容易翻译,容易改编。但这是一种没啥长进的写法,技术上太容易了。不信这个邪,当然要付出代价。”代价来自外界,也来自文本,《雾行者》不容易,张诗扬说,路内把小说改到了最后一刻,直到下印厂前一秒还扛上去了一句“非常厉害的话”,完善了一个细节。


对“庸俗技术派”的诟病,路内不以为然。他并不是不看重所谓文学的技术,事实上,他一向将小说视作“总体修辞术”的呈现,技术在《雾行者》中也显影到极致,只是他本人对技术的观点,渐渐有一些软化。“过去我觉得,小说是由技术构成的,这个理解很简化,任何症结最终都能归结为技术不够好。但时间久了,发现有一种很庸俗的创意写作技术,它不是用以构成小说,而是拆解小说,如果再加上一点道德判断,就齐活了。小说还是应该作为审美来对待,这样比较诚实。”《雾行者》写到后半程,路内感觉这早已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作家个人情感的调动问题,投入到一定程度上,可以跟人物对话。他甚至能察觉出,在某场戏后,一位女性角色再也不愿意跟自己说话了。


《雾行者》是路内计划的三部曲(《云中人》《雾行者》《救世军》)之二,上一部出版于八年前,至于下一部,暂时还没想好。不过他透露,现在在写一个“吊儿郎当、瞎七搭八”的“躺着写”的小说,关于一个过气作家长达三十年的情爱史,一直写到当下,包括90后、00后所熟悉的话语生态。这将是他作品序列中难得的当下书写。可以期待,路内正在走出他自身的经验和他所熟悉的工厂语境,进入另一种表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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